羡慕青年编辑

在我正准备写这篇短文时，从一家报纸上看到这样一组数字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开始进行获奖研究工作的平均年龄是29．3岁，发表赢得国际声誉的文章的平均年龄是30．7岁，而第一次提出获奖思想的文章发表的平均年龄为37．8岁。年轻是何等宝贵。

在编辑行里，我也非常羡慕青年编辑。尤其是近几年，很多获大奖、两个效益非常突出的书，都出自青年编辑之手。这除了是因为他们思想敏锐、反应快等原因之外，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良好的知识结构。

研究创新理论的专家们认为，创新的首要条件是良好的知识结构。尤其是科技、经济书的编辑，不但需要雄厚的知识功底，更需要了解前沿知识。青年编辑在接受新知识这一点上，无疑比我们这些老编辑要有优势。

改革开放给青年人创造了极好的环境，但有的青年朋友并不深刻地理解这一点，因为他们缺少对比。现在的确有不少青年编辑的水平很不错，他们策划选题、组织稿件以致文字水平都不比老编辑差。但老编辑那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，为他人做嫁衣的牺牲精神，却是不少青年编辑所缺少的。

大约在1983年，我买了一本周振甫先生的《诗词例话》。一次去中华书局，我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周先生的办公室。我从他的书中看出他的学问，但听说他一生从事编辑工作，于是对他更加仰幕。待我见到他，那是一位再朴实不过的老先生，我从此记住了他的容貌。在中华书局出的《谈艺录》1984年版中，钱先生写的引言中称：“审定全稿者，为周君振甫”。1983年2月祝贺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50周年的茶话会上，钱先生到会祝贺并讲话，称赞周先生受到表扬时却感到“惭愧难言，局促不安”。周先生的人品和学问是我们这些后辈编辑的楷模。他的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可见，编辑虽然为他人做嫁衣，自己也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学问，也应该有很好的学问。而这学问的获得，自然是从年轻时积累起最好。